甄委员

    甄委员，名运迟，城市贫民出身。他1956年毕业留系工作， 1992年退休。在这漫长的36年间，除去“文革”中有短暂的间断，一直是系党总支常任委员，系设治丧委员会常任委员，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常任主任。每当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他会在系会议室主席台就座，并偶尔当主要负责人口渴时，接念几段文件。每当系里发布某位教师或干部去世的讣告时，他的名字总是列于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的第二位。每当系里遇有重大事项需征求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意见时，公告栏的通知里，他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都是排在第一位。他，应当算是系里的一个亚重量级人物。

    虽说他是系里的一个亚重量级人物，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平时，他并未得到亚重量级人物应该得到的“待遇”。系里的书记、主任并不重视他；一般教师和干部，没有人把他当作领导来恭敬，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老教师来尊重。他的同辈与他见面，无论比他年长还是年幼（有的甚至小他五六岁），一律招呼他一声“老弟”就各忙其事，不再理睬他。他的晚辈（即令是他教过的学生）与他见面，不过是平淡地喊他一声“甄老师”就匆匆离去，不等他“有何指教”。在系阅报室（兼教员休息室）里，人们打牌、搓麻将，明明他就坐在不远处，宁可三缺一，也装作没看见他。只有正当某一重大而严肃的政治运动正在进行中，他的同辈才会有人偶尔和他“神秘”地低声“耳语”一两句，可这“神秘”、“低声”，无非是为了烘托效果，让别人注意听清“耳语”的内容：“嘿！老弟！这么重要的文件让你宣读，这可是个升官的征兆啊！要好好干喽！”显然，他的同辈是在揶揄他，可他自己却愣愣地点点头。人们对他的轻慢，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他自己对这样的轻慢似乎也没什麽“感觉”，其麻木也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人人都说：“甄某人是个极其保守的极左分子！从‘反右’开始，哪次整人的运动都有他！”

    虽说他是个极其保守的极左人物，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平时，并未听说他打过“小报告”，也未见他诡秘地走进党总支书记办公室，揭发谁是“马列主义的异端”，更未见他与不同观点的人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他只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在别人看来已是老掉牙的观点。

    人人都说：“他还在1956年大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时，就在全系第一个穿上了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时髦的很！他不去食堂吃饭，也不回家做饭，天天上街吃饭馆！‘腐化’的很！”

    虽说他“时髦”的很、“腐化”的很，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那身西装皱得如同风腐干桔皮，脏得如同抹桌布；他那双皮鞋是又脏又白，脏到如同刚刚走出污泥坑，白到让人不知原是一双黑皮鞋。他每顿饭都要去饭馆，可他这个“汉族人”却只进“回族餐厅”，早晚均是一碗“胡辣汤”，中午永远是一碗“羊肉汤”，外加一块儿“锅葵”，全天伙食费不超过五、六元人民币。

    人人都说：“他不学无术！从当教师以来，只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教学质量极差！他的讲稿都是照抄某本教科书。不信，就问问学生，他要是抄了范文澜的书，就决不把范文澜的书列在学生的参考书目上。有一次，他一开讲，学生就在底下说：‘范文澜！范文澜！’第二堂课，他的讲稿立即改抄了吕振羽的书，被学生发现后，马上又改抄了另一个有名气的人的书。这场捉迷藏玩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他把所有权威著作都给学生列在参考书目上了，他的讲稿是抄谁的，学生再也考察不出来了，他得意的很！其实，同一教研室的人都知道，他的讲稿，用的是从资料室里一堆废弃的油印资料里扒出的一份旧讲义！”

    虽说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可那篇文章毕竟是他自己写的，虽说没什麽新见解，但基本史实并无差错。虽说他的讲稿都是照抄名家著作，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基本功并不差，《史记》、《汉书》读得是相当的熟，他讲课时并无知识性错误。他在听课时，还经常公开纠正青年助教的读音错误，诸如“阿房宫”，应读为“E－PANG－GONG”，“邛竹杖”，应读为“QIONG－ZHU－ZHANG”等等，而且随口说出教材上引用的《史记》、《汉书》的原文出自哪一篇、哪一段，嘱咐青年助教要读懂典籍原文。

    人人都说：“他极其自私，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他在系办公室给政治系打电话，大声追问政治系：‘给你们系开课，有没有课时费？’他明白地告诉政治系：‘有课时费，我去上课，没有课时费，我就派别人去上课！’”

    虽说他极端自私，抢着上有课时费的课，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半点“灰色收入”，高报酬的讲习班教学任务，没有他的“份儿”，也没有人给他送礼行贿，更没有人给他送“感谢领导支持工作”的“红包”。他是系里低收入人群的一员！

    别人勾画出的他的全影是“可憎”，可他自己留下的全影是“可怜”。

    他这个人物到底是“可憎”，还是“可怜”？看来，需要考察一番，不能随便给他下个结论。更何况甄委员在1988年后忽然在群众中成了人人争相亲近的人物，问题就更显得有些复杂了。比如，以前，他在系阅报室（兼教员休息室）是茕茕孑立，而此时，人们无不抢着和他下棋、打牌、搓麻将，甚至为争夺他，不惜上演“抢新娘”的闹剧。我的那位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的师兄，以前嫌他衣衫不整、流了鼻涕不知道擦，嫌他不学无术、极左而又固执，凡列举系内无能之辈，必举他为首位。可有谁会想到，我这位师兄，竟会和他两厢情投，每日从下午5点直至第二天天明，出车走马下象棋，不吃不喝不睡！以致其他教师愤愤不平，高声抱怨：“卖油郎独占花魁，扫了众人兴！”

    说是“需要考察一番”，其实并无人去考察。完成这个考察任务的是时间和甄委员自己：

    1988年某月某日，系里根据人数多少调整教研室用房，因为办公桌都是一样的，所以规定不要移动办公桌。那位与系里任何人都无历史渊源、性格又极其沉稳的X老师，凑巧换到了甄委员的位置上，用上了甄委员用过的办公桌。X老师拉开抽屉，发现有几张已经发黄的又破又烂的会议记录纸。他忙喊甄委员拿走，可甄委员说他没有秘密可言，让X老师扔掉就是了。X老师总要看看再扔掉，谁知一看，他惊呆了：这是系党总支1958年的一次会议记录，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各位委员对划几个教师为右派的意见，而甄委员几乎为每个要被划为右派的人都作了力所能及的辩护。例如：几位委员一致认为，教师H隐瞒已被补划为地主的家庭成份，凭这一条，就该划为右派。甄委员认为，教师H从解放就没回过老家。他的父母原本就被定为富农份子，补划了地主份子，被管制的地位没什麽变化，而且又没文化，肯定不会而且也不想写信告诉他。所以，认定他隐瞒补划地主的家庭成份，有些武断。X老师把这份记录还给了甄委员，甄委员连看都没看就撕掉了。

    1989年9月清查“六四学潮”，甄委员在教研室会议上公开批评某位青年教师在学潮期间有意散布海外电台消息。他的发言记录在上级发下来的每页有编号的记录本上，是要上交记入档案的。一个老教师对他说：“某人是年轻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你说他‘有意散布’，是否过火？一旦记入他的档案，会影响他一生的！”甄委员听后立即让记录员撕下那几页，而后由他自己向上级解释。

    这两件事，让人们明白了他的总支委员同事们和他的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升迁而他始终原地不动的原因。

    1990年10月末，古城突然连续数日大雪纷飞、寒流袭人，煤、气断档，到了家家无以为炊的地步。系里的干部和一些重点人物都从学校的取暖煤储备库“借”（白要）到了煤。甄委员虽然不做饭可总要喝开水，他把家里的藤椅、木椅都劈开烧水用了，尽管后勤处长是他的同学，他就是不“借”（白要）学校的煤。他就是这么古板，不与别人抢煤烧。当人们开玩笑说甄委员不做饭不怕没煤烧时，人们从他的回答中也明白了甄委员为什麽顿顿饭进饭馆而且只进回族餐厅的原因，还明白了他的一套西装、一双皮鞋只要上了身、上了脚，不穿烂不脱下来的原因：他的夫人和他自己都不会做饭、料理家务，而且两人工作单位相距甚远，只能“狗舔毛，个顾个”，他自己有严重的胃寒病，喝羊肉汤可以治胃寒；他夫人的手比男人的手还“粗”，根本不会动针线、也不会洗烫衣服，他只能不怕脏、不怕烂。

    1992年，当他的当了官的同学和学生靠枪手替写的著作升了教授时，他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休了。他对教研室的人说：“时代耽误了他钻研学问。退休以后，要认真坐下来搞学问，写几篇论文，再写一本书。”

    然而，苍天不假其以年日。他退休后就疾病缠身，长时间住医院，生活上更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到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步。1997年，他抱着对生活、对事业的满腔遗憾，无声无息地走了。人们给他下的最后结论是：“可怜”，并追加了“可爱”。其实，大名鼎鼎、正气凛然的学问家范少儒先生，早在1989年就已认定甄委员不仅是个值得同情的人，而且是个“可爱的人”，因而在其于1990年所立遗嘱中，就曾一再嘱咐亲人和朋友：“拒绝校系大小官员参加我的追悼会！唯有甄委员例外，欢迎他担任我的治丧委员会委员！”遗憾的是，甄委员先去，范先生反倒挥泪送别了甄委员。每谈及此事，他和人们便唏嘘不已。

                                    韦支书

    韦支书，名郡梓。他的名字，看上去没什麽毛病，就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一层意思。和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外貌，并不难看，就是看起来，给人以另一种感觉：明明是一个男人，却像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女人。尤其是他的眼睛，长得并不歪斜，可目光总是斜射，散发着阴郁的光。他越是笑盈盈的，也就越是令人感到阴冷。直至今日，也没听说他有太大的劣迹，可每当我想到他，浮现在我眼前的，却不是一个立体的活人，而是一个单片的黑影。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年的9月 5日下午4点左右，我这个“新生”，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走进了北京大学38斋（当时不称“楼”）419室。我是北京人，自认为入学报到来的较早，可一进屋，见韦某已经占据了靠窗左侧的下铺，正站在窗前眺望海淀的街景。我惊讶他一个外省人怎么来的这么早。见我进来，他抖抖手中的名单，问我的名字，我回答曰“XY”。他立刻查对名单，几秒钟内，我见他的目光从名单到我身上反复扫了两次。两次目光截然不同：第一次是“正视”，我猜想他是看到我来自北京且是来自名牌中学，觉得不能“小觑”我；第二次是“斜视”，我猜想他是看到我的政治面目是“群众”，觉得低他一等。果不出所料，他开口了，那声调显然带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我是咱班的团支部书记，你要积极进步，靠近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嘿嘿！这分明是“我要教导你，没商量！”我竟不识抬举地没拣他的“茬儿”，掉头毫不客气地将行李放在了靠窗的右侧下铺上，与他隔桌相对。我刚进屋犹豫着没放行李，是因为还有五个空床位，想找一个“上铺”，因为我在家受过“谦让、不欺生”的教育，不愿意先来就抢占下铺。正是他的“以身作则”，激发了我的“恶作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坏脾气，才占了一个与他相对的下铺。在铺完床时，我扫了一眼他的床铺，发现他只有一床薄被，一条床单直接铺到了硬梆梆的床板上，没有铺垫！我不由得又有点儿怜悯他，想将我的并不厚实的两层铺垫分给他一层。但我立刻想到他刚刚对我所作的“教导”，以为还是谨慎为好，免得有“拍马屁”之嫌。

    到了晚上8点左右，各宿舍的同学都到齐了，年级政治辅导员、年轻的 Z老师查宿舍、与同学们见面。当他来到我们宿舍时，只见韦某哈着腰、满脸覆盖着谦恭的笑容、两眼充满着求宠的目光，紧紧围拢在他身边，“感激党组织关怀、照顾”， “您是老党员”，“您是系团总支书记”，“要严格要求我和同学们”，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我又惊讶了：他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搞清了Z老师的政治头衔？我看着他那突然变幻出来的柔软的腰、温和的脸、迷人的眼，听着他那甜蜜蜜的声音，竟忽然觉得像是活吞了一只苍蝇，立刻恶心起来而呕吐不止。Z老师马上问我是不是感冒了，要我去校医院拿点儿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韦某立即一边儿笑着对Z老师说“一会儿我陪他去”，一边儿以严厉而凶恶的目光示意我忍着点儿。那目光之严厉之凶恶，在匪特影片中是常见的：一个匪特头目，在手下的人打扰了他对一个贵人的讨好时发出的目光就是这样令人胆寒的，意思是：“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他低估了我的“感冒”，我竟又哇地一声吐了一地酸水！Z老师要我卧床休息，说完转身而去。韦某送走Z老师回来后，像是一个初次求爱未得回应的人，没好气地躺在了床上。我想，他早忘了“一会儿我陪他去”那句许诺，正盘算着“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呢。不知道那一会儿我哪儿来的灵感，没头没脑地问了他一句：“韦支书，您不是党员吧？”同宿舍的另外四个人真不愧是各省的状元，居然会心地应声大笑起来！他没回答，假装睡着了，但鼻孔中发出的鼾声显然不均匀。见面的第一天，我就带着两重惊讶、一层怜悯得罪了他。

    一周之后，我对韦某的双重惊讶和一层怜悯，都先后破解了。先是在全班同学大会上，韦某作了这样的报告：“我是老团员、老支部书记了。为了入校后能尽早、尽好地协助党团组织做好工作，我提前两天来校报到，见了系里的党政领导，表示要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为早日加入党组织创造条件。系里党政领导很信任我，决定让我暂时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希望大家协助我做好工作！”不仅是我，全班同学都佩服他的钻营“觉悟”之高，原来，他的“书记”头衔是抢占先机得来的，宿舍里最好的那个床位，不过是个副产品。接着，系里管行政的领导，“根据同学们的困难程度”，决定了助学金的档次和过冬棉衣、棉被等物品补助的数量：“韦郡梓同学来校时身无分文，助学金为一等，只带了一床薄被，所以得到棉垫一床、崭新的棉制服一套。……”同学们都表示“没意见”，我也庆幸自己没冒冒失失地“拍马屁”，如果拍了，岂不是拍到马蹄儿上，无意间又得罪了他！只有极诚实的S同学心里窝火，他私下对我说：“我们家只有几十块钱，都让我拿来了。报到时，让交伙食费，问我有钱没有，我就把钱全掏出去了，于是，我的助学金是三等。我们家最好的一床被褥，也让我拿来了，于是，过冬棉衣棉被都没我的份了。”我能说什麽呢？只有说：“以后要努力向韦支书学习！”S同学笑了，他说“学不会”。

    国庆节前后，北大的学生“外事活动”频繁：去机场欢迎重要的外宾，去颐和园等大公园为外宾游园创造欢快的气氛。每轮到我们班参加这些“外事活动”，我们几个不买韦支书帐的人，总会被韦支书“严肃地”留下完成据他说是 “很重要”的38斋的治安保卫任务，却从没被他“不严肃地”指派和他一块儿去完成一次那种“不重要”的任务。我们几个明白，韦支书开始给我们颜色看了。进入11月份以后，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韦支书比我们“更紧张”，我们每晚10点钟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时，他还在忙着找同学“散步谈心”做思想工作，经常是辛苦到半夜以后才回宿舍休息。眼看到了年底了，总共是二十几个人的一个班，大多数同学都与韦支书“谈过心了”，尤其是那个看来长得秀气而性格“软弱”的Zh同学（女），还有那个父母均为高收入的“高知”的C同学，已经“荣幸地”被韦支书“约谈”过几次了。我们还发现，有几个星期天晚上，韦支书提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回到宿舍，匆忙洗把脸就又提着那些好吃的东西出去了。据消息灵通的W同学说，那些好吃的东西，是韦支书在C同学家里用餐后“推辞再三”才带回来的，他回来后又拿着去“关心”身体欠安的Zh同学了。可我们这几个不买帐的人，也许由于韦支书太忙或许由于我们太穷，竟没轮上一次“荣幸地”与他“散步谈心”、聆听他的“教导”的机会。H同学对我说：“尽管韦支书是在继续给咱们几个颜色看，可咱们也不能看不到他的辛苦。咱们没钱请他吃饭，总能以群众的身份给团总支写份报告，要求给韦支书发点儿‘工作夜餐费’嘛！”我当即表示愿意“联名共署”。报告上去了，可惜没批下来，现在想起来还替韦支书遗憾呢。

    一个学年的时光转瞬结束，韦支书遭遇了一系列失意的事情：首先是Zh同学的佩戴着一杠两星肩章的男朋友，从边防部队来北京休假，这等于宣告了Zh同学不再需要他的“关心”――以至永远！其次是C同学因病休学，不再请他“光临寒舍用餐”，自然也停止了对他的“免费小吃”供应。再次是那几个不买他帐的人，居然在系团总支“把关不严”的情况下“混进了”团组织。最后，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马列理论课的成绩竟得了3分，其他各门功课清一色地都是3﹢。可那个本该配戴散光镜却硬说自己眼睛没毛病的G同学，却还在大抱怨屈地辩解说，他在系办公室明明看到韦支书的各门课程的成绩全是5分，怎么转瞬之间就变成3分了呢！这真让韦支书的脸有点儿挂不住。他本想向学校政工部门控告马列理论课的老师“打击团干部”，可一打听这位老师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老党员，他便主动放弃控告了。第二、第三学年，不知道是不买帐人多了，还是他有点儿累了，总之，韦支书不那么辛苦了。由于“大智若愚”，学习成绩总是提不上去，他对我们几个人有时也讲点儿“平等、博爱”了。但在第三学年末，他又把他的“平等、博爱”收了回去，原因是，他又高我们一等了：他成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虽然还带有“预备”这两个字的定语。可他还没来得及出口恶气再次“傲视”我们，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再次对他不买帐，“文革”爆发了！

    韦支书先是顺乎潮流“造反”，可那些“造反派”硬是把他当作“假洋鬼子”，不承认他是造反派。于是韦支书又回到“保守派”那一边，可气的是，“保守派”把他看成是“叛徒”，也不稀罕他。他成了可怜的“弃儿”。但韦支书就是韦支书，哪派得势，他就自称是哪一派。“革命势力”大分化、大改组成“天”、“地”两派之后，韦支书的脚、屁股和舌头上像是都安装了滚动轴承，随时根据形势迅速地改变立场和言论。尽管如此机动灵活，却仍未打出个地盘儿当上个小头目。韦支书“愤怒了”！决定外出打单帮，不混出个人样儿，决不回燕园。谢天谢地，这一步他走对了！等他于1968年冬穿着崭新的军用皮大衣、戴着墨镜回到燕园时，两派骨干都已进了“学习班”挨整了。他向军宣队汇报了自己去西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表白了自己从未参加打派仗的“清白”，表示了紧跟军宣队的“严正立场”。他作为学生“老干部”被“三结合”了，当上了“系革委会委员”。他马上写信向家乡父老“报喜”，说他“在毛主席亲自关怀的北京大学当选为革委会委员”。注意：他在“革委会委员”一词前未加“校”或“系”的界定，用意颇深：不加深究，从全句语义偏重于北京大学的角度看，人们会得出他是校级革委会委员的印象，于是，他自己就给自己提了一级。（见文末注）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他的儿时伙伴来京找他这个北大委员来了，可在北大革委会各个机关，都没打听到有个韦委员。亏得还记得他住在38楼(“斋”已改称“楼”)，最后在38楼问了几个同学，才算终于见到了这位韦委员。因而，同学们也就知道了韦支书不仅变成了“北大的韦委员”，而且还知道了他外出一年长了本事：“拉大旗，自己包装自己”。据考证，这是北大多年后才开设的广告专业的滥觞。

    当北大绝大多数同学都被清理出校时，他留校了,进了党委机关。据说，时间不长，他又飞黄腾达进了中央机关。他给人签名留地址写的是：中央XXXX委员会。只是当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某年因嫖娼被拘进派出所时，是否也这样大模大样地写下自己的耀眼的单位名称，就不得而知了。从派出所放出来以后，他去了哪儿？连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士也说不准。

    据同学打电话告诉我，北大百年校庆，他没能“光临”同学聚会的场所，这表明，他又“升迁”了。好心的同学们，都祝愿他是真正“升迁”到了中央机关，而不是从派出所“升迁”到了监狱。

    注：韦支书因“不慎”曾将“报喜信稿”丢失，幸被一同学无意拣到，为免却韦支书难堪，找一证人见证，塞到了他的床垫下面，算是“物归原主”。笔者有幸亲睹这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

                                    胡同学

    他是福建山乡贫苦的农家子弟，个头不高，五官端正，目光宁静、清澈与平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清纯、朴实与无华。他是一个能容纳众人、也易为众人接受的人。我与他同室而住两年，没听见过他有什麽豪言壮语，也没听见过他谈什麽远大理想；没听见过他当面赞扬谁，也没听见过他背后批评谁；没见他有过兴奋，也没见他有过消沉；没见他有过追求时髦的轻浮，也没见他有过愤世嫉俗的狂躁。他两套一模一样的农家子弟服装，穿一套，洗一套，好像从没换过衣衫，却总是干干净净。虽说他的助学金每月有余，但他“忠诚”于学校食堂的三餐，从未“偷情”于街头饭馆的一菜。他清晨早起，夜晚早睡，课堂正襟听讲，课后平静读书。他从不花钱买现成的笔记本，一直用从家里带来的细薄白纸自己装订成的笔记本。他的字方方正正，他的笔记清晰而又简洁。他的课堂讨论发言，既无警句，也无赘言，学习成绩是不前不后，中等而偏上。他也有特殊之处：一，是每晚洗漱完毕，必喝一杯白开水，接着唱一支歌，而后说一声“今天就让它这样过去吧”，便平静入睡。二，是每逢周末晚上，必打开事先从图书馆借来的戏剧杂志，临摹各种角色脸谱，积累二三十幅便寄给家乡的老爹，因为老爹一生耕作，唯一的嗜好是农闲唱戏、为人勾脸谱。

   “文革”发生后，同学中，有的成了“职业”革命家而昼夜不息地“革命”，有的成了“世外”修行家而昏天黑地地“高卧”。他有时走出去参加“革命”，有时回屋内读书，但生活规律、节奏和习惯却无丝毫的改变。“文革”改变了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各自分站在两大营垒，不同营垒的人，视同寇仇，不交一语。但这营垒之分，似乎没影响到他，虽说他偏向某一营垒，但他与谁都说话，不管那一营垒的人也都与他说话。于是，他未经选举就当上了班上的“政协主席”。要说他没一点儿变化，也不全对，似乎有些微变化。有一天，我偶然碰到他，就和他聊了一会儿。我惊奇地发现，他居然“骂”了一句人！这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班上的某个“红色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下篇剪影就描述他）。他用福建土话骂道：“他奶奶个臀部的，他原来是这么个东西！”这是我空前绝后的一次听到他背后议论别人并且骂了人。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后，北大实际是处于军管状态，学生中的两派骨干开始作为“闹圈的猪羊”，先被“另圈关养”，后被“放逐”。他们被放逐的那一天，集中在哲学楼前的小广场上，等候校车将他们陆续送往北京站，再乘火车奔向各自的归宿地――军垦农场或偏僻的山村。这些被放逐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了“风萧萧兮，易水寒”，意识到了此别不啻生死之别！居然出现了喊了几年都不能实现的、动人的“大联合，大团结”的场面：后一车的替前一车的往车上送行李、塞吃的，他们忘了几分钟后自己也要走，前一车的对后一车的则是千叮咛万嘱咐“多多保重”，车都开动了，还依依不舍地拉着后一车的手。无疑，此时，两派的骨干，都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个大傻瓜！因此，此时，两派的骨干，才有握手言和、依依惜别的人情再现。我要关注的，不是两派骨干的生离死别，而是每班留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否会来为同学送行，是否会两眼热泪纵横，因为，他们是高枕无忧地留在了北大或北京，是在天上，而后者是前途难料，是在地下。别的班的，乱哄哄的，我看不清。我们这一班，只有胡同学一人来了。他不仅来了，而且是放声大哭地来了！当车缓缓开动时，他快步跟上，为的是多看同学一眼；当车速加快时，他是拼命奔跑，似乎有话没来得及交待；车开远了，他绝望地瘫坐在了地上，永远地告别了与这些同学共处的六年时光！他送别被放逐的同学这撕心裂肺的一幕，永远地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被放逐的同学的记忆之中！另外几个留下的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是当时外出不能送行，其余三四个人，都是为了与被放逐的同学划清界限，所以，被放逐的同学也理所当然地忘记了他们。

    胡同学留校后，先是被分配当工人，在有提干的可能时，主动请求调回原籍县城，从事纪检工作，清廉而有政声；侍奉老父殷勤有加，诚孝而有口碑。

    考进北大的人们，有些人是胸怀凌云壮志或曰“野心勃勃”，也有些人是早就在心中为自己作了准确而平实的定位。走出北大时，前者之中，能实现凌云壮志的，毕竟是少数，没能实现凌云壮志的失意者是多数；后者之中，能实现自己准确而平实的定位的，却是多数，失意者少见。胡同学显然是后者，他活得很充实而又潇洒。我敬佩他，同学们也敬佩他。

    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一别三十年的同班同学，克服重重困难，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回校聚会。胡同学因调查案件不能脱身，我因预先应某单位之邀讲课不能毁约，那个“红色正人君子”因“东窗事发”被拘“不准请假”，还有三四个也许至今还坚持与被放逐的同学划清界限的人，也“因故”缺席。参与聚会的同学打电话给我描述了聚会的情景：“大家举起酒杯，眼含热泪，共同为每个缺席者喊出一句有纪念意义的话。第一句话是：‘胡政协’，你在哪儿？给我们唱支歌儿吧！我们不会忘记你！……”

                                    刘学长

     他高我两个年级，因此称他“刘学长”。

     他虽体弱多病，给人以弱不禁风的感觉，却有着令人佩服的忍受困苦的能力和强烈的求知精神。为了尽快寻人找物弄清一个问题，他可以随便吃两嘴干粮、喝几口凉水，就能度过一两天的时光。他可以随便在哪棵树下或哪个避风处席地而睡，熬过一个蚊虫叮咬的夏晚或寒冷彻骨的冬夜。他曾为了学习植物学分类知识，居然用三个昼夜走遍偌大的燕园，考察了近四百种花草树木，访尽了北大的园艺工人。他曾为了搞清一部书的版本渊源，竟然一连几天钻进尘封多年的北大地下、阁楼藏书室，翻遍所有相关书籍。他有了一本没读过的好书，就像有了好日子过，能“安生”几天。因此，读书甚多，知识面广博。

     他虽是烈士子弟，而且是“铁帽子”烈士子弟（其父、其叔均捐躯于抗日战场，国、共两党都给他家挂过烈属牌），但在那讲究阶级出身和革命历史的年代，他却绝口不提光荣家史，从不以烈士子弟的身份要求什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照顾。在他看来，父辈的光荣仅属于父辈，他无权分沾。他不注意“检点”自己烈士子弟的“形象”：有钱时，可以大块吃肉而且吃肥肉，一顿饭喝一斤白酒；没钱时，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但他确实是没穿过一两件像样的衣服。他不当干部，也不要求入党，甘心“沉沦”为“中间”群众。

    “文革”爆发前，他在同学中以“博学”和“疯子”而闻名。

    “文革”爆发后，他被推上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9－1968.9北大的权力机构）常委的位置，这是一个当时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的“既荣耀又有权”的位置。他把这当成儿戏，别人忙着斗“黑帮”、搞“革命”，他忙着“利用权势”找 “黑帮”教授，谈植物学、版本学、文学和哲学。凡与他谈过学问的教授，都惊奇这个年轻人哪儿来的这么深的学问。他不耐烦校文革常委会开不完的会议，常常将一张写有“嗡嗡，我是一只大苍蝇”的纸条团成团儿，径直地抛向聂元梓的面前，随后就拂袖而去。他经常发表在当时被人认为是 “危言耸听”的言论，诸如“天下已经大乱，危局难以收拾”、“快跑，跑得离北大越远越好”这类的“疯话”，不知他“胡说”过多少遍。他的这些话，在当时，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言论”。只因为他是“铁帽子”烈士子弟，又是北大文革“常委”，所以人们才称之为“疯话”，没人揭发他而把他打成“反革命”。不过，他的“疯子”的名气却是越来越大了。这也许是他不自觉地利用“红色”的出身资本和“红色“的政治地位的唯一例证。他曾掌管着北大的图书馆和一切文化设施，可他这个视古书、文物比性命还重要的人，却从未利用职权违反规定从图书馆等部门借出过一本善本书或一件文物；他曾分管过行政事务，却没坐过一次学校的“小轿车”，没在财务处报销过一笔与他有关的开支。他在掌权时，自行选择离开了北大，多少年不知其去向。当年曾装出一副“出于公心”的面孔、“热诚”地参与将他推上文革“常委”位置、至今仍留在北大的那帮小人，在“文革”结束后，竟成了“清算”文革的“清白之士”。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揭批刘某某的罪行”，却没找到他一件可以为自己邀功的罪证。有不少已离开北大的人被他们“揪回”北大“交代问题”。不知是他们真没找到他的下落，还是出于心虚怕他“疯出”他们的丑底，总之，他是“没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后来谈及此事时的原话）。

    近四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连我这个他极为信任的人，也没他的音讯。

    去年，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似乎不相干的人的谈话中，知道了他的下落：先是在天津的中学教书，退休后为天津北辰区的文史档案整理事业甘尽义务，洒了不少的汗水，同时又写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我打通了他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他那带有白洋淀口音的一连串“疯话”：“哈哈哈！多少人都以为我早死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我身体还是不好，我腰疼，腿也疼，可每顿饭还能吃一斤饺子，身边的朋友没有人敢向我挑战喝白酒……不要谈过去，人老了没有过去，只有不长的将来……什麽是锦绣前程？有碗饭吃，就是锦绣前程！你们谁也不要来看望我，要找我太难。我的公开的通讯地址，是朋友的住址，我实际上是隐居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农村。哈哈哈！回见了您呢！”这最后一句“回见了您呢”，既带有老北京人的口音，又带有天津人的韵味。

     他，是“玩世不恭”？还是“处世有则”或曰“处世有择”？

                                        魏先生

    我进北大的第一节课，是他上的。他主讲欧洲古代史。那一年，他大约是三十二、三岁，带一幅黑框眼镜，中等身材，衣着亦平常，不是美男子，却有着飘逸的风度，尤其是他的眼睛，隔着镜片，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睿智的光。他声音平缓而有力，能立刻抑制你的焦躁不安，他言辞平淡而深刻，能马上打掉你的狂傲张扬。他的板书是行书，略带柳体风韵又别具一格，据行家评论，就是堪称书法一绝、善挑书法大家毛病的陈独秀，也难挑剔他的字有什麽欠缺。他还能在黑板上，以简单的几笔且以极快的速度画出一个历史人物，或画出一个器皿，似乎比参考书上附的插图还传神。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闭着眼睛在讲台上来回走着讲课，居然也让学生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睛，跟着他走进伯罗奔尼撒半岛，听古希腊人辩论，看古希腊人厮杀，再跟着他走进亚平宁半岛，领略古罗马人是怎样创建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家业的。一个学期的课程，好像转瞬之间就结束了，他微笑着点点头，没说半句客套话，就与我们告别了。一个学期，我们没有谁顾上评价他讲课水平高低、效果如何，只是他的课，没人缺席，课堂上，在他语句间歇之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能听得见。接下来的欧洲中世纪史课，换了老师，课堂上也很安静，但我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麽，如果能展现出来，恐怕比欧洲中世纪史的线索还混乱。

    在欧洲古代史课结束后，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他已有妻室的那间小屋，只见东西摆放得既整齐，又错落有致。草绿色的床单覆盖着淡黄色的木床，叠得像豆腐块儿一样的两床被子并列在一条直线上。窗台上一小盆文竹伴着一小盆兰花，一个不大的竹制书架傍着一张不大的书桌。青绿色的花草映衬着天蓝色的书架布帘和桌布，古朴的文房四宝凝视着几本案头书，书桌上平摊着文稿。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而成，既简洁又适用，就连花盆、笔筒上自家雕刻的字画也是简约、协调，透着一股灵气。俭朴、严谨的生活气息，淡雅、清新的书卷风格，浑然一体，真真是一间超俗的文人小屋。进屋前，我本想站着说一两句话就走，进屋后，我却留连忘返，并且鬼使神差地翻开了他书桌上的文稿。这是一篇论文“草稿”。虽说是草稿，却只有一两处修改，改动处是按照编辑规范圈勾而无涂抹，这圈勾似乎不是笺面瑕疵，倒像是线与圆的点缀。漂亮的字体，流畅的语句，清晰的条理，深刻的阐述，服人的结论，使我捧读三遍而不忍释手，我简直就像是在欣赏一幅古代名人字画。我见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微笑着坐在一边，任我翻看他的文稿，毫无不耐烦之意，顺口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我什麽时候才能达到你的水平？！”他平静地回答说：“等你学会先在心中鉴别高低、先把文章写在心上时，你会超出我的水平。”他这句看似平淡实为深刻的话，彻底摧毁了我的少年的浮躁、虚妄的狂傲。于是我又顺口问他：“你在结束课程时，为什麽与别的老师不一样，没有半句客套话？”他仍然是平静地回答说：“真正的谦逊，寓于严谨，是不说过头的话，不作过头的评判。否则，先是胡说八道，而后再来几句客套话，这不是谦逊，而是虚伪，是逃避他人批评的遁词。”

    也许是一种缘份，在这次走进他的小屋、谈了几句话之后，我又多次走进他的小屋、经常与他长谈，我们之间逐渐失去了师生名份之隔，成了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因而，他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史学版上的文章，大多在发表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这些文章，以其超人的史识、精当的文笔，让人体味到什麽是史学大家的风范。“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成了发行量仅逊于中央“两报一刊”的大报，他曾担任该报主编。他在该报上化名发表了多篇文章，我能一眼就看出是出自他的手笔。因为，虽说是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之中，他的文章却毫无狂热的论调，主旋律是引导人们冷静地思考当时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引导人们认真地思考为什麽在北京会出现所谓的“天”、“地”两大派的混战。他曾起草过一份主题是 “‘派性’掩盖利益集团实质，某一利益集团给所有敢于揭露它的人们戴上了 ‘派性’的帽子”的报告，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这份报告转批给《人民日报》。该报以“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为题发表的评论员文章，阐述的就是这份报告的观点。这份报告也许是最早揭批某“反党集团”的文章。

    可惜，他的才华，先是显现在“论资排辈”的年代，他连副教授都没当上；后是显现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他连洗刷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等到。“文革”刚刚结束，他在《外国史知识》创刊号上发表了最后一篇特约文章，就去了美国，一年之后病逝，年仅五旬。

    他出身于湖南的一个矿工家庭，因战乱自幼与家人失散，在流浪中自学文化，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4年考入北大，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他有湘人的灵气，更有湘人的坚毅，他有流浪儿的“自卑”和“自强”的心理，更有流浪儿的“独自鉴别”和“提升见识”的能力，这也许就是他成为一个有才华、有见识的文人的根基和动力。

    在北大六年，先后有众多大学者给我讲过课或与我有过交往，但只有他这个小人物是我最佩服的人，是我受其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竭尽努力而不能望其项背的人，是我几十年不能忘怀的人。

                                  小人物剪影

                                               序

    四十余年来，我与众多人物打过交道。与大人物打交道，时间都很短，而且是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从未产生过写写他们的欲望，而且，他们无论是有功还是有过，会有人并已有人去写他们了。我是小人物，打交道最多的自然是小人物，而且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对其中极具特色的几位，早就有过这样的念头：“早晚我要写写你们”，而且，他们无论是可爱还是可憎，不会有人并且至今也真没人去写他们。可惜,由于生计所迫，以前，我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写他们。今天，我已幸运地成了一个“有闲者”，最要紧的是，我已彻底摆脱了尘世的利害纷争，可以超然地写写他们了。于是，我每晚泡上一杯茶，点着一支烟，残毫蘸余墨，涂鸦于片笺，存储了我的记忆，留下了他们的影。

    从小到老，几十年间，我只在一个方面是从嘴到心彻里彻外地承认自己是个笨蛋，那就是不会画，不要说人物、建筑物，就连一把椅子也画不像！如同哑巴不会说话借助手势一样，我只能极为努力地用语言去描述人和物，但语言无论如何也不如画那样具体而生动。所以，我只好把我对这几个人的描述称作“剪影”。人得学会自我解嘲：既然模糊数学是高等数学，人物“剪影”未必不强于“评传”。我要追求的效果，是读者能从这里的“绰约”,看清身边的“细微”。

 佣工归来，懒洋洋的，写不出文字。为纪念夏日的归去，转载一篇我很欣赏的写夏日的文字，作者：辛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