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四忆”外的“一忆”：

                    再忆当年劫难时

                 ――唐山地震“震中”圈内亲历记

   头枕山海关、尾曳嘉峪关的长城，宛如一条巨龙高卧在连绵几千里的山脉的峰顶。它和它腹下的山脉，将中国的北方大地分成了“内地”与“塞外”。在长城起始的东段端头，包括秦皇岛在内的长城以南的土地，当年处于唐山地区辖区之内，而位于秦皇岛西北、唐山市东北之间，以长城为其南界墙的河北省青龙县，只因长城“一墙之隔”，便被隔在了塞外,别属另一地区。虽说，从唐山市需几次转乘长途汽车，而后再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几小时才能到达青龙县，看来关山难越、路途遥远，其实，按穿越山底的直线距离计算，青龙县与唐山市却是近在60公里之间！制造地震的恶魔是不耐烦坐什麽长途汽车、走什麽盘山公路的，它是穿越山底而巡行的！因此，青龙县被这个恶魔“划归”了唐山市而处于“震中”圈内。

    1976年7月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作为“特殊的过客”，因公住在青龙县县委、县革委的北院。千里之外的、有“十二月党人之妻”雅号、年值23岁的“查理曼”女士，冲破重重险阻，在7月26日晚也来到因雨季交通中断已与外界隔绝的“山地孤岛”青龙县，探望我这个尚须于此滞留一段时间的“青龙过客”。

    内地人提起县治所在地，自然会联想到“城”，因而常说“县城”。青龙县县治所在地是一个农村，只是沿着各个机关的院落形成了东西走向的一条街，因此，青龙县的县治所在地被称为“县街”。夏季的青龙县，本来只有中午时分短时的炎热，早晚甚为凉爽。然而，这几天，却是反常的全天闷热难当。27日的傍晚，我得暇在县街东段的一个“大”饭馆为查理曼女士“设宴”接风。其实，整条县街东西两段只有两个饭馆，只不过东段的那个饭堂稍大一点儿而已，因此所谓“设宴”，也只不过是在该饭馆里要了算是价钱最高的一盘儿韭菜、猪肉馅儿饺子，一碗儿鸡蛋汤罢了。饺子和汤摆在面前，我虽因长时间伙食清淡而饭量不小，可不知为什麽，心中烦燥不安，就是吃不下去。而查理曼女士虽然像个玩疯了不挑饭菜的小孩，但她不知为什麽也是毫无食欲。明知从第二天起，每天只能在机关食堂吃那毫无饭味儿的“分枝高粱”米饭和稀粥，我们俩人还是只略吃几口，就被当地人视为“暴殄天物”地弃食而去。在从饭馆出来向西走向县委、县革委北院的路上，我心里闷得发慌，到了六神无主的程度，向来喜欢说话的查理曼女士居然也是说话兴致全无。我们走进宿舍连门都没顾上关好倒头便睡。对这一切本是反常的现象，我们当时竟然是浑然不觉！我们全然不知此乃地震前兆，一场天大的劫难正悄悄向我们袭来！

    夜间，我梦见自己坐在卡车上颠颠簸簸地行进在盘山公路上，好象身体都被颠散了！不好！我要呕吐！此时我醒了，看看夜光表盘，此时正是凌晨3点半，但又马上毫无力气地闭上眼昏昏入睡了。与此同时，查理曼女士梦见自己乘坐火车回家乡所在的中原古城，她感觉车快要进站了，因为见到铁路两侧电灯光芒闪烁了。突然，她感到剧烈的颠簸，她惊醒了！睁眼一看，本来黑漆漆的院子里竟是红光闪闪！我们所住的院子夜里是没有电灯光的，因为青龙县县街只有一个小火电厂，为了节约用电，深夜要关闭路灯。所以，她立刻意识到是地震了！她梦中见到的电灯光线摇曳和醒后看到的院中的红光，乃是地震时出现的地光！她急忙叫醒我，我已被地震摇晃得晕头转向了。幸亏屋门没有关好，我们俩人才得以开门而出跑到院中。刚到院中，我们所住的那座房子就发出了裂缝的声响。此时正是凌晨3点42分！夺去几十万人生命、几乎荡平所有房屋的唐山大地震，就是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从各个房间里跑出来的人们，站在院中彼此惊愕地对视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意识到自己是没有穿内裤赤身裸体地站在别人面前，赶忙走向树后。院中的大喇叭响了。被震醒的县委的一个领导，此时已跑进县广播站开机发表广播讲话。他根据事前已得到的地震预报资料和有关部门的会议精神，告诉全县，现在发生了地震，要求做好安全准备工作。他在发表广播讲话时，由于过度紧张，平时主持会议的习惯的开头语上半句“请大家坐好”已经出口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不是开会，而把下半句“现在开会”的“开会”两个字憋了回去，说出了“现在发生了地震”这句话。

    制造地震的恶魔似乎要休息一会儿，因此从3点42分以后，直到天亮，青龙县没有再发生地晃房摇。然而，从早晨7点钟开始，余震一次又一次地在青龙县发生。县街上机关食堂和小工厂的烟囱，就像被发怒的小孩子用手打倒的积木玩具那样，一节一节地翻倒在地。如果说一座房子如同一个人，它的两面山墙是它的左右脸，那么，制造地震的恶魔，朝左脸搧一巴掌，左面的山墙便应声而倒，朝右脸搧一巴掌，右面的山墙便应声而倒。幸亏这个恶魔没有对所有的房子都搧两巴掌，因而有的房子是倒了左山墙，有的房子是倒了右山墙。制造地震的恶魔，手打累了，就开始跺脚了，只见县街这条马路就像一条船，忽而向左倾忽而向右歪，忽而东头翘忽而西头高，吓得抢运物资的卡车司机把上半身紧紧伏在方向盘上、脚踩刹车器一动不动地听任恶魔的发狂。

    虽说地处“震中”圈内的青龙县十分侥幸没有人员伤亡，只是房倒墙塌，但毕竟满目疮痍，令人惊魂难定，这对于这个贫困的山区县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不仅要自己救灾，还要立即抽出人力物力去支援受到灭顶之灾的唐山市。医疗队、抢险队紧急开赴唐山市，县街沿街搭起炉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时刻不停地烙大饼，一筐接一筐的大饼运向了唐山。我被“借调”县委宣传部参加普及防震知识的资料编写工作，闲不住的查理曼女士主动参加了县委机关搭建防震棚的劳动。我们俩人竟谁也没有顾上或者说根本就没想到，往各自的家里发一封报平安的电报（那里打不通长途电话，那时也没有电脑可以发Email）。

    忙了几天之后，我们俩人才得到批准，乘坐运送救灾物资的卡车离开了青龙县。在我们离开青龙县街的前一天，看到了动人的一幕：县街一个小青年，在地震前去了唐山市，地震发生后，生死不明。由于有不少外地人在唐山死于地震，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以为他已葬身于唐山的瓦砾之下了。更何况县革委机关就有一个青年干部，因去唐山开会而死于地震了。这一天，他突然平安归来了！他在从下车的县街西头走向东头的沿途，边走边高喊“我回来了！”，于是，不管认识与否，人们争先恐后地走向前去和他握手，就像欢迎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人们是在欢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归来，还是在企盼那个已经倒下的人也能奇迹般地归来？劫难之后的人心是善良的！

    转瞬三十年的时光亦即一代人的时光过去了，我也离开遭受劫难的地方多年了，但这场大劫难留在我心中的痕迹依然清新：每当我向妻子发脾气之后，都会有后悔之意油然而生：要不是当时她在我身边把我喊醒，我还有发脾气的今天吗？我打电话找人，忌讳问“他在吗？”，别人往我家里打电话找我，我忌讳人家问我“在不在”。因为唐山大地震死伤甚多，当时人们急迫打听某人消息时，是先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都用“在不在”以达其意。所以，我自己并且也希望别人打电话找人时，问话要加一个“家”字。

                        完稿于2006年7月26日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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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批林批孔座谈会折射出的闭塞与贫困

   林彪“折戟沉沙”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连偏远的边塞地区，也是开展得“烈烈轰轰”。一篇刊登在地区日报上署名“某公社36磙子大队通讯员”的关于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座谈会的报道，博得了地委宣传部长的高度赞扬。他将此文剪贴在公文纸上，批示我认真地读两遍，并去那个大队实地采访一次。我只不过是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仅从能妙用“贫下中农的语言”深批林彪罪行这一点，便可知此文作者绝非“等闲之辈”，实在是个文章高手。说实话，对文章的内容我并不感兴趣，因为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感兴趣的，是想知道这个在作者笔下简直就是“真实的”桃花源的“36磙子大队”，到底是个怎样的村庄，还想知道这个顶着“大队通讯员”帽子的作者，究竟是个何等人物。我带着“破谜”的兴趣，走上了“实地采访”之路。

    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尚无长途客运班车，我只能搭乘运货的卡车，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才从地委机关抵达36磙子大队所在的某公社，公社机关座落在一个在当地说来是很“繁华”的集镇上。公社办公室负责接待工作的小赵同志，看过我的介绍信后，先下意识地看了看我穿的鞋，而后说了一句“先住下，今晚给你准备点儿东西，明天再上路”，就为我安排住处去了。听了这句话，我多少有些不解：天晚了，先住下，这意思我懂，可还要准备什麽东西呢？

    第二天天刚亮，小赵同志就把我叫醒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只能这么早就把你叫醒了，也不让你去食堂吃饭了，食堂开饭还得等一个钟头呢，不然到天黑你也走不到36磙子，路上少有行人，我们不放心。”说完，他先递给我一个军用水壶，又拿出一双鞋要我换上。我看着这双用废旧轮胎作底而且前后都钉了铁掌的笨重布鞋，再看看我脚上那双轻便的解放牌胶鞋，有点儿迟疑。小赵同志笑着说：“换上吧！不然，走不了几里路，你的解放鞋就会底儿漏帮儿穿！你不知道，去36磙子的30里山路有多难走，狼走也得钉掌呢！”出了门，小赵同志将早就放在门边的一根结实的木棍也递给我，不容分说地命令道：“拿上！有用！”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昨晚小赵同志先看我的鞋而后说“准备点儿东西”的意思。我脚踏笨重的布鞋，肩上斜挎水壶，手拿木棍，想着自己活像个逃难的人，真有点儿好笑。小赵同志陪我走到集镇专卖烧饼油条的小饭铺，给我买了个“烧饼夹油条”，趁着我吃饭的时间，给我讲解起了“36磙子”村名的来历：“36磙子，四面高山环绕，与外界隔绝。这里有二三百亩土地，是一个住在城里的大地主的产业。因为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路远难走出入不便，二十几名长工就携家带口搭了窝铺住在这里。收获的高梁、谷子就地轧穗收藏。据说压场用的石磙子（碌碡）有36个，因此外界便称此地为‘三十六磙子’。解放时，长工们就地分田落户，于是这儿就成了村庄。土改工作队长考虑到刻公章时‘三十六’三个字刻起来麻烦，遂将‘三十六’换成了‘36’。二十多年了，人口越来越多，现在有300来户人家了。地少人多，又没其他出产，穷困的很呢”。

    小赵同志看我吃完饭，用手一指眼前山坡上的小路，说了声“路上注意安全”，与我告别，我抬腿向36磙子进发。“之”字形的羊肠小道，沿着陡峭的山坡，在茂密的灌木丛中，似乎是无穷无尽地、盘旋而上地伸展着。路越走越艰难：尖儿朝上的三棱的石块儿密嵌路面，尽管我穿着那双特制的布鞋，脚底还是被石块儿的尖儿咯得生疼，脚面也被石块儿的棱夹得酸痛；不仅如此，还得不时地用木棍拨开拦路的荆棘，吓走敢于啄人的凶恶的乌鸦。我心中着实感谢小赵同志给我的这双鞋和这根木棍，也着实理解了他说的“狼走也得钉掌”这句话的份量。直到下午五点，不知翻过几座山，才在最后的一座山峰，看到了座落在山下那块不大的平地上的36磙子村。我从峰顶往下走，惊奇地发现围绕36磙子村的内圈山坡竟是光秃秃的石壁，寸草不生。九月的夕阳照在内圈的山坡石壁上返射出的光芒，给36磙子村绕上了红色的光圈。

    在全村唯一的一处三间稍稍像样的土屋前，我看到了用地道的隶书书写的36磙子大队的招牌，早就接到电话通知的村支书正站在门边等我的到来。我进屋后，见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碗水，这显然是为我而备。我端碗便喝，几口下去，碗底黄沙已赫然在目。村支书面带歉意地说：“没法子，天旱，井水太浅。”说完，就让我先歇一会儿，他出去给我派饭去了（上面干部下乡，由村干部指定各户轮流管一顿饭，管饭的户按县里统一规定收取钱和粮票，称为派饭）。他出去时已是晚上七点了。天黑了，可这“堂堂的大队部”连盏油灯都没有。我坐在这黑屋子里，一直等到夜间十点，才见一位老乡来喊我吃饭。饭端上来了：一小盆黄澄澄的小米干饭，一小盆水煮南瓜、豆角。我惊讶饭菜量之大，因为用我的饭量衡量，足够我吃三天的。更令我惊讶的，是四五个衣衫破烂的孩子躲在炕的一角，馋涎欲滴地看我吃着在我说来是极其普通的农家饭！我胡乱地吃了一小碗饭、夹了几口菜，就放下了筷子。正当我按规定从衣袋里掏出四毛钱、半斤粮票时，主人说话了：“干部同志，你吃的不多，粮票我不要了，你就给两块钱的柴禾钱吧！柴禾是我花钱买来的。”我虽是满心的疑惑，但看到主人为难的脸色，我还是给了他两块四毛钱、半斤粮票。我刚一站起身，只见那几个孩子蜂拥而上，风扫残云般地吃光了所有的饭菜，脸上还露着不足之色。

    我回到大队部，见屋里有了微弱的灯光，除去村支书外，还有一个一身农民服装却戴着眼镜、看上去颇为斯文的瘦弱的中年人。村支书先开口介绍我，说这是地区来的辛益同志，而后再介绍这个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民办老师王老师。介绍完毕，村支书对我说：“你要问的情况都问他吧，连我们大队部的招牌都是他写的，除了他，我们这儿没有文化人了。我就不陪你了，明天一早，我再来。”从村支书的话中，我已断定那篇通讯报道就是出自这位民办教师的手笔了。

    我开口就说：“王老师不但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啊！”王老师脸上闪过一丝凄惨的笑容，接着就进入了话题：“不瞒你说，我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1954年毕业后，在内地一家省报担任采访部主任，57年打了右派、58年开除公职，下放到这个公社劳动改造。我知道我写的那篇文章准得惹出麻烦来，瞧，你不是来了吗？”下山时的一瞥，堂堂大队部的寒酸，晚饭时难忘的一幕，我已经对这个村的贫穷有了初步的印象，于是我单刀直入地说：“你给我说说这个村穷到什麽地步吧。”王老师却说：“我们还是从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座谈会说起吧。上级命令各村都得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可这个村的人谁都不习惯在大会上站在桌前正正经经的发言。村支书无奈，就让大家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随便说几句，由我做个记录应差了事。不想‘座谈会’还真开起来了。可是勉强能记录下来的话也只有几句，就是这几句也上不了台盘儿。”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次‘座谈会’的纪录，边念边加评说，也就回答了这个村子穷到了什麽地步的问题：

   “林彪，你这个贼秃子！你太不知足了！烧饼、油条随便吃，鸡汤随便喝，你还不满意，还要复辟资本主义，简直是嘬死！

    ——这个村不产小麦、吃不上白面，村里人去过的最远处是公社所在的集镇，能吃到的最好的面食就是那里卖的烧饼油条，他们知道的最香的肉汤是鸡汤，这里不养猪，人们没吃过炖猪肉。

   “林彪，下雨天儿，你不用发愁没柴烧，干旱天儿，你不用担心没水喝，你还有什麽不满意的？为什麽要复辟资本主义！

    ——先是为大炼钢铁以后是为盖房而伐树取木，接着是为烧饭烧炕而砍枝打叶割草，再接着是为填沟垫凹造田而炸山取石取土，十几年的光景，内山坡是树光草净石露，村里那条小河干涸，两口水井越挖越深水却越来越浅，社员吃水困难，尤其是干旱天，有时就打不上水来。社员烧柴也极其困难，要走出十几里路，翻过山顶到外山坡去打柴。没有壮劳力的家庭，有时不得不用口粮换柴烧。就是有壮劳力的家庭，遇到下雨天，也难免“旋斫生柴带叶烧”。由于缺水，土地干燥沙化，不仅不能种菜，不要说谷子连高粱也减产了。黄澄澄的小米干饭，那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平时，社员每户每天只吃两顿饭，顿顿是喝高粱米稀粥。

   “林彪，你进门儿可以抓把炒花生（读音为shen）儿,出门儿可以装（意为装进衣袋）把糖块儿，美死你了！资本主义有什麽好？

    ——有史以来，包括36磙子在内的方圆几十里内不产花生，解放前能吃上又脆又香炒花生的，又有闲钱买块儿糖吃的，是特大地主家的小姐和少爷。36磙子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个老人闻到过炒花生儿的香味儿和糖块儿的甜味儿。

   “林彪，你想上哪儿，汽车由你坐，哪个开车的敢要你的香烟和烧酒！还得让你做到驾驶楼里！你非得坐什麽‘三岔气’，不是找死吗？

    ——36磙子的人只见过大卡车，从没见过小轿车。那还是几年前，村支书突然昏迷不醒，村里人把他抬出山到了公社门口，拦住一辆大卡车，央求司机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可司机说不顺路，实际是不想拉。幸亏村支书的哥哥就是公社的书记，有点面子，又给司机买了一条烟、一瓶酒，这才办成了事儿。”

   “孔老二教书，让每个学生送他一条干肉，像他那样儿，咱们这儿谁家的孩子上得起学？看看人家王老师，学生送他个烤红薯都不收！

     ——这是夸我的，省略不说了。”

    王老师完成了他的“述评”，又作了两句总结：“闭塞与贫困限制了36磙子人的想象力。他们怎能想像得出林彪一伙人享受着冰箱、空调、洗衣机、奔驰轿车等现代化的设施，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生活呢！”

   “既然36磙子这么闭塞这么穷，你为啥要把36磙子写成令人羡慕的‘桃花源’？”——我反唇相讥。

   “不这么写，文章能发表吗？”——他又反问我。——“现在报纸上的通讯报道，有几篇是真实的？”——他脸上露出了“老报人”讥讽的微笑。

   “那你为什麽要写这篇文章？”——我再作追问。

    “为了不使公社书记和村支书老是因为搞不好批林批孔挨县里批评。是他们兄弟俩把我从山外不把我当人看的地方，‘抢’到这儿教书的。”——他直言相告。

    “那你怕惹什麽麻烦？”——我最后问道。

    “尽管我的文章一改再改，尽力装的像是普通的有点儿文化的农村通讯员写的，但‘破绽’总还会有。我怕被人查出来，公社书记和村支书背上‘重用坏人’的罪名，我呆不下去，就没有过安生日子的地方了。既然你来调查了，我也就不和你绕圈子了。你回去如实汇报吧！”——他面带愁苦地回答。

   “老学长多虑了！我有办法让你安生地呆在这儿。”——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同情感，不但说出了有违“原则”的话，还暴露了自己也是毕业于北大、因为“文革”问题而被发配的身份。王老师刚一听到“老学长”三个字，脸上的愁苦就已风消云散了……

                                              边塞四忆

   “文革”中期，我被“发配”到边塞军垦农场“劳动改造”，两年后，又“吉星高照”，被“借调”到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帮忙”，任务是随“领导同志”巡视基层写出通讯报道。我呆在边塞，前后共是八年有余。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曾遇到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但令我至今难忘的却只有一个人和三件事。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杨绛先生曾有脍炙人口的《干校六忆》，我便“邯郸学步”，写此《边塞四忆》。

              一、“不善言辞”的“宝琪兄”

  “宝琪兄”来自XX大学，因在政治上死保“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又因原名本为“保奇”且坚持不改，遂被认为“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而被发配。我和他编在同连同排同班，同住一室。由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保奇”两个字实在太扎眼，我这个当“文书”的，就擅自将他的名字换成了谐音的“宝琪”二字。他笑着看了我一眼，并没生我的气，似乎是默认了。只是他自己签名时，“保奇”二字仍是原样不动。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又长我两三岁，而且他对我也十分体贴、关心，遂感情日近，于是我便称他为“宝琪兄”。

    宝琪兄心灵手巧，什麽活儿都会干，真是种花花艳，栽树树长，养鸡鸡肥，做菜菜香。除去正常参加每日的劳动，他还为连队义务养鸡（当地不适宜养猪，而且恶狼极多）。那时，军垦连队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上级领导的往来招待，连队“首长”的加餐“小灶”，全靠他养的那群鸡。伙房炖鸡，不要说我们这些“小”兵只能“闻香止馋”，就是从养鸡、杀鸡、炖鸡到将熟鸡端上餐桌包揽全活的宝琪兄，也轮不上喝一口鸡汤。宝琪兄似乎“不善言辞”。每当此时，他都会笑着对我们说这么一句话：“看这活计干的！”，而后便无下文，只有看了他的眼睛，才知道他这句话实际是对大家表示无奈的歉意。接着，他就会调拌几样散着清香的野菜，聊补大家的无味之餐。无奈，只能无奈下去。因为鸡是连队的粮食喂大的呀，支配权、享受权，自然只能属于对“革命事业”贡献大的“首长”啦。后来，不知他从哪儿淘换来两只鸽子，养在住室的后檐下，没多久，就繁殖出了几窝。每到周末空闲的晚间，他就要调配一碗野菜再炖一小锅鸽子肉，为我和邻室的几个小弟兄改善生活。但他自己却一口都不吃，而是坐在一边抽着烟，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大补“三月肉不尝”。我们曾问过他为什麽不吃，他仍是“不善言辞”地说：“鸽子肉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再细看他的脸，可以看出他对我们这几个小弟兄的怜惜。没多久，宝琪兄为我们“私开小灶”的事儿，被人捅给了连长。于是，那晚正当我们几个人饱餐鸽子肉时，被连长抓了个正着。连长破门而入，气势汹汹，我们丢碗弃著，神情慌张。宝琪兄却是不慌不忙地用手捏起一块儿鸽子肉，硬是塞进了连长的嘴，依然是“不善言辞”地说了一句话：“替我尝尝是鸡肉香还是鸽子肉香！”不想只此一句话，威力是如此之大，竟使连长拔腿便走。更出人意料的，是向来逢人逢事只说一句话的宝琪兄，在连长抬脚出门之刻，又说了一句话：“我让你吃鸡，让小弟兄吃鸽子，我容易吗？”没想到这句话威力更大。本来，连长将我们这些“劳动改造”的大学生是当作“劳改犯”来对待的。平时，我们对他这位“首长”哪怕是言语上稍有不敬，都会遭到一番训斥甚而是开会批判。而第二天，他居然连屁都没放一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宝琪兄似乎的确“不善言辞”。开会时轮到他发言，他只是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都说了，我说不出什麽来了”。不善言辞也罢，问题是似乎文笔也差。每人每月要完成的两三篇“大批判”文章任务，对他来说，真比登天还难。他说他不会写。于是，便从报纸上东抄一段西抄一段，连句连接转折语都没有。领导一看，就知道是抄来的。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次批评和批判。有时，我于心不忍，想替他写。他便会生气地训斥我：“睡你的觉去！别浪费时间！”可是，当我夜间违反规定点油灯翻译莱蒙托夫的作品或练习写小说时，他会一句话也不说，体贴地给我泡上一杯热茶，偶尔还会神出鬼没地塞给我一个大苹果。

    两年后，我被“借调”到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帮忙”，任务是随“领导同志”巡视基层写出通讯报道。这在当时乃是令人眼红的差事：一是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伙食大大提高；二是有被提拔的可能。不少人对我的“提升”颇为艳羡或曰颇怀醋意。而宝琪兄却认为是半喜半忧。他对我说的话照旧是“不善言辞”：“喜的是，你身体瘦弱；忧的是，你浪费春”。当时我毕竟年轻，对他的前一句话，我听懂了，意思是可以不再受苦了。但后一句话我并未听懂也没放在心上。

    我调走后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宝琪兄寄给我的一个小邮包，内有香烟两盒，笔记一本。笔记本硬皮下夹了一张便条，只有一句对他来说真是简练的出奇的话：

  “烟是我的，送你抽。笔记本是你的，送还你。再见了。”

    一见“再见了”三个字，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赶紧往连队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电话是连长接的，语调十分低沉：“宝琪昨天被上级公安机关派来的人带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什麽问题，我也不得而知。希望你以后也别再打电话来了。”

    我立刻猜想出，邮包寄出前，他已预感自己要被“关押”，而此邮包是寄托“告别”之情的。

    我翻开我的笔记本，在我搜集的关于描写失恋心态的文字页，发现有他的批注，而文字对他来说更是出奇的短、出奇的精炼、出奇的老到：

     “什麽天昏地暗啦，要死要活啦，俗！看我写的：‘爱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唉！抽支烟吧。’”

    我惊讶了：小说中作家描写的失恋者之心态，可谓千姿百态，但没有哪个作家，能用如此之短的语句，将失恋者的无奈写得这样的惟妙惟肖！

    我明白了：宝琪兄之“不善言辞”，是“不善无用之辞”，不想多说“说了也无用”的话；他的“文笔之差”，是不屑去写“唾液文章”，不肯违背良心去批判那些为国为民而受冤屈的人们。他宁愿无奈地去做点儿虽为些微却有实际意义的小事，也不无谓地浪费时间。养鸡可以解连队之困窘，尽管主要是连长解了馋，但他毕竟不是坏人，而是戍边的军人；喂鸽子以补小弟兄之身体，这些小弟兄将来乃是国家要用的人才。

    想到这里，我流泪了，真想大喊一声：“宝琪兄，你在哪里？”

    1976年10月之后，中国发生了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我写的那几十篇通讯报道自然成了印刷垃圾，真是应了当时我没听懂也没放在心上的宝琪兄的那句话：浪费青春！

    三年后，我成了大学教员，开始在几家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天，我突然收到失去联系将近十年的宝琪兄的一封信，真是高兴的要跳起来！我想，他是从刊物上知道我的地址的。他的信只有一句话：“你没白吃我的鸽子肉！”信尾无签名。我赶紧给他写回信，询问他十年来的情况。他隔了很长的时间才给我回信，信写得仍是那么短：“我政治上平了反，可边塞老百姓还没‘平穷反’；我经济上补了扣发的工资，可边塞老百姓的日子还艰难。我没回XX大学，自愿留在边塞，我得继续‘养鸡’、‘养鸽子’！” 但信的落款却是：“宝琪”。我明白，是他担任了地方的领导职务，“养鸡”，是要想法改善基层干部的生活，“养鸽子”，是要想法使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些。可他为什麽放弃了本可作为“政治资本”的“保奇”原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