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此字音qu,二声），字百诗，号潜邱，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祖籍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称考据学）发

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惜，那时的“汉学”或“考据学”还没被“升格”为“国学”，要

是那时就升格了，那他可真是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所以，本文标题中的国学大师四字加了引号，

这里的引号绝无暗示虚假的用意。

     他有着令人敬佩的少年治学经历。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

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

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

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

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

后更是钻研经史、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

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

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学者亦折辈与之往来。

              他有着令人目眩的中老年治学业绩。他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

   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

   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

   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

   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因而著述等身，一字无假。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

  《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

   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就是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亦即《古文尚

   书》。自南宋至明代，已有朱熹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是后人伪作，并考辨其伪，只是尚无定论。阎若

   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

   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

   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

   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

   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

   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

   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

   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

   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

   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科，42岁的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

   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唯他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

   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大清

   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

   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

   出其意表”，为参加撰书的学者们所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

   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然而，正是他有着令人耻笑的晚年不自重。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

诸学者云散，58岁的阎若璩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他却深以“绩学穷年，

未获一遇”亦即名虽成而未得朝廷赏识、封号为憾。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阎63岁）和四十二年

（1703年，阎67岁），康熙皇帝南巡江浙，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正在培

植声望的皇四子雍亲王（即以后的雍正皇帝），遂以手书相邀。已是68岁高龄的的阎若璩，可谓“暮齿

心热”、切盼荣宠。虽身在病中，却闻讯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家人曰：“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今贤

王下诏，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于是，不顾年老衰病，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不料一病不起，客死京师。当时的学界名流李恕谷，在得知阎至京病重的

消息后，曾进京探视，对阎只说了四个字：“老当自重”。这四个字真是字字重千金！阎若璩就是死于

不自重！钱穆先生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李恕谷有如是的评论：“恕谷论《尚书》，

固不如潜邱（阎之号）通彻、能辨真伪”，然而，恕谷“以言立身制行，毕竟进退有守”。钱穆先生对

李恕谷的自重的肯定，就是对阎若璩的不自重的讽喻！

    时代进步了，现今窃戴 “国学大师”桂冠的人，自然要比阎若璩聪明多了，邀取功名的手段高多了。

诸如，一提倡“和谐”，就说孔教应定为国教，甚至连“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被说成是“祸福难定了”。

我辈不懂这些鸟大师的“学问”，但我辈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论现在的鸟大师的学问，恐怕连给阎若璩

提鞋的资格都没有；论现在的鸟大师的下场，恐怕比阎若璩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有高工资，还有什么

教授或委员之类的头衔，但是，如果说那个时代的阎若璩之不自重是可以理解与原谅的，那么，现在的鸟

大师的轻佻、狐媚则是只配遭人唾弃与痛骂的！

     （附注：1.本文系辑录网络资料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有文字而成，不属原创。

             2.从今日起本网页与有关“大师”的文字告别。）